“首先，我必须承认，我论文里的异化概念，理论重心更偏向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，而非经典黑格尔—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。在黑格尔—马克思的传统中……”
“因此，我所说的异化，更准确表达是：生育行为与其固有的、属人的价值理性基础的分离，及其被工具理性逻辑的系统性殖民。这是一种意义的异化，而非劳动产品的异化……”
陈贵良回答这个问题，足足耗时四分钟。
没人觉得枯燥浪费时间，包括在场的其他哲学系同学，全都津津有味的听陈贵良阐述。
他们以前只觉得陈贵良做生意牛逼，下意识以为他在学校就是瞎混的。
现在才发现，陈贵良真的认真学习过哲学。
事实上，陈贵良在重生以前，就一直喜欢看那些书籍。只不过是毫无系统的随便乱翻，这辈子读了北大以后，才对以前看的书进行梳理。
那位专门跑来的社会学教授问道：“你巧妙借用国际经济学的三元悖论模型来构建你的核心论点，这很有创意。但模型是为了简化现实以便理解。请你为自己的模型辩护：现实中是否存在反例，即存在某个社会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实现了经济繁荣、个人自由和高生育率？如果存在，你的模型就需要修正……”
陈贵良反问：“为什么要我举例来证明我自己错了？如果老师有异议，请你举出反例。”
“哈哈！”
有几个同学发出轻笑声。
那位教授想了想说：“北美。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，它们就经济繁荣、个人自由，并且近20年来生育率并未下降。”
陈贵良笑道：“美国和加拿大的生育率能稳住，是新移民的功劳。这位老师应该没有详细读我的论文，其实论文里已经讨论过了。北美的生育率变化，正是这篇论文的实证论据之一……”
“单说美国。美国现在的生育率，跟1990年的数据相当，但中间也有一段低生育期。而美国的那段低生育期，恰好是美国经济表现最强劲的克林顿繁荣时期。美国经济越繁荣，生育率就越低。反之就越高。”
“不过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。我认为接下来十年，美国不管经济是否繁荣，生育率都会逐步下降。我采用了美国官方的统计数据，近三年来，美国本土出生人群的生育率下降了6%，但外国出生的移民群体生育率下降14%。这说明什么？美国那些新移民也不想生了！”
“新移民的生育率暴跌。一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愈发恶劣。二是女性移民、尤其是拉美女性移民在减少，从拉美那边跑去美国的移民以男性为主。他们很多一辈子都无法结婚生子。”
那位教授听完，点头说：“谢谢你的回答，我没有疑问了。”
在场参与论文答辩的同学，全都是学哲学的。
他们以前还真没关注过这个，听陈贵良这么一说，都感觉非常离奇，甚至是有点反常识。
有几个同学，还一直在用手机录视频。
严格来讲，录视频是违反纪律的。
但2009年还没有明文规定，也不用上交手机。只需调成飞行模式，别让铃声和震动干扰答辩就行。
接着，又问了三个问题，但他们显然意犹未尽。
那个社会学教授说道：“你在‘四维挤压’模型中提到，‘居住成本膨胀’是一个核心挤压因素，并引用了CGSS数据。请具体说明你是如何使用CGSS数据来操作化‘居住成本压力’这个变量的？是用了住房支出收入比、房价收入比，还是主观感受指标？你如何确保这个变量与你模型中另一个变量‘教育军备竞赛’之间的共线性……”
其他学生都无语了，这已经是第七个问题，而且还没把追问算进去。
